第三，投资者还是要买者自负卖者有责，不能认为平台是有绝对的连带责任，必须意识到现在房地产都支撑不了每年10%的回报率，如果没有企业能够支撑10%的回报率，为什么能有平台给你每年20%的回报率？ 五、股灾与熔断机制 朱宁：凯恩斯有一句话关于股市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它会持续波动下去。

而另一位观察家在去年夏天股市大跌后写道：中国股市与经济基本面是脱钩的，股市上涨对经济不会有什么贡献，同样股市崩溃对经济也不会有什么威胁。当时的增长率为12%，中国比上一年多产出了2740亿美元。

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并不支持自由化的政治一定能增加人民福利这一点。但是从人民币对一篮子贸易加权货币的角度来看，却基本是稳定的，全年从未低于2015年1月的水平。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这些专家喜欢将中国领导人对市场的控制倾向与市场需要自我监管和自由的现实放在一起对比。总之，中国怎么做都不会让这些人满意。而中国的熔断机制参数呢？考虑到中国市场情况及熔断参数，若是在去年6月到8月间应用的话，恐怕熔断20次也不止吧。

一位精明的观察家今年1月曾指出：中国股市很好理解，它就像个赌局，有赢家也有输家，一切要看运气，股市好坏跟经济状况真的没多大关系。新的政策实施第一天，人民币就遭遇了小幅下跌。第二次转型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标志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向市场主导的回归。

所以，顺应它，经济就会发展，社会就会繁荣。首先，在1970年以后西方经济增长趋于下滑并处于长期低增长或停滞状态，也即资本主义发展从增长型转入无增长型轨道。而在这之后中国打破大锅饭体制，引进市场，由此激活了经济活力，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再次证明了市场经济的魅力。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应该归于制度革命，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正是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组织造成了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但是，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社会主导的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所谓增长型资本主义就是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是沿着一条上升的曲线发展的，首先是经济增长，其次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以及由此导致民主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大约20多年的黄金发展时期，不仅经济增长突飞猛进，而且民主制度也达到发展的顶峰。

反之如果社会没有刺激个人去从事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其次，经济增长的下滑与停滞源于国内资本投资的萎缩与海外投资的加速发展，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西方国家资本与产业的外包与转移，由此导致西方国家产业空洞化以及社会失业率的高居不下和政府财政收入的锐减，以至于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体制难以为继。可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下行推动了西方政治与经济的再次转型，标志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显而易见，哈耶克把矛头直指福利制度，并讲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之一，就是大众以为他们之所以达到了很高的生活水准，是因为他们把富有者拉了下来，而且生怕如果这样的一个阶级能保存下来或是兴起，就会使大众得不到他们本来可以得到而且他们认为理应得到的东西。

而且最终由此出现的将是一个衰落的世界。那么，西方依然是市场经济体制吗？哈耶克认为从上世纪后期开始，就不是了，所谓西方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模式也许只能在教科书，在理论中才能找到。违背它，经济就会衰退，社会就会停滞，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中国模式是市场经济模式的异类，但是事实上中国模式才是市场经济模式，而西方社会早已不再是市场经济模式占主导的社会，这也就是为何中国经济得以崛起，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停滞的原因。

事实是政府干预，民主的发展已经使西方偏离自由竞争的模式，而民主的无限发展必然导致福利主义，对经济民主与结果平等的追求必然导致平均主义，最后结果就是大家吃大锅饭，这实在是西方文明的悲剧。从西方历史发展来看，在工业革命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因为市场经济，创造的财富比100年以前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

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即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闪亮登场的NHS）。与此相对，中国在30年前走的是平均主义的路，所以经济停滞。

同样，在过去的30年里，因为市场经济，中国创造的财富比之前100年里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福利国家的萌芽出现于德国，德国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导性制度安排是发展社会保险，这一模式史称俾斯麦福利国家。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方从增长型资本主义转向为无增长型资本主义的呢？一般归于利润的下降与投资机会的枯竭。但是由此结果自然是我们看到如果少数人不被允许享有财富，这财富竟能存在。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以市场为中心代替以传统社会为中心是人类政治与经济模式的一次巨变，也是当代政治与经济起源的标志。但是，从一开始市场社会就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与针对市场的抗衡力量，前者力图将经济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并主导社会，后者则力图让经济服务于社会，两种力量对抗主导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在这之后中国打破大锅饭体制，引进市场，由此激活了经济活力，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再次证明了市场经济的魅力。所以，顺应它，经济就会发展，社会就会繁荣。

那么，为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方社会财富不平等现象整体出现恶化了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的25年中美国和西方社会最终陷入目前的经济与政治困境之中？事实上，我们只要看一下1970年以后在西方发生了什么，就不难理解其原因。但是，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社会主导的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

其三，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分配失去了来源基础，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自然因为工作机会的流失而趋于贫困化，对于富人来讲财富主要来源于海外投资利润或者遗产继承，坐享继承的财富比努力工作对年轻人更具吸引力。与此相对，中国在30年前走的是平均主义的路，所以经济停滞。

其次，经济增长的下滑与停滞源于国内资本投资的萎缩与海外投资的加速发展，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西方国家资本与产业的外包与转移，由此导致西方国家产业空洞化以及社会失业率的高居不下和政府财政收入的锐减，以至于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体制难以为继。当马克斯·韦伯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归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无异于是说贪婪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正是对财富的贪婪激发了冲动，并由此转化为冒险与投资，转化为节俭与勤勉，转化为财富的创造，科技的发展，工业的兴起与城市的建立。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应该归于制度革命，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正是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组织造成了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但是殊不知一旦工资，福利与税收涨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来，否则就会引发道德与政治的风险。

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违背它，经济就会衰退，社会就会停滞，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同样，在过去的30年里，因为市场经济，中国创造的财富比之前100年里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但是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所谓投资枯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推行一种有效地排除了私人资本也许可以获利的广大的冒险领域的财政政策，这可能是这一说法的真正症结所在。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开始于14世纪的新教改革以及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的一次制度革命，其特征就是以市场中心说代替社会中心说，其核心论点就是人类社会应该服从于自律性市场，它推动了西方世界的崛起与工业文明的发展。

这一福利国家的理念基础，又被称为社会凯恩斯主义（Social Keynesianism），以区别于将公共财政支出重心放在公共工程上的经济凯恩斯主义。接着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因为市场经济，经济与社会得以发展与繁荣。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以市场为中心代替以传统社会为中心是人类政治与经济模式的一次巨变，也是当代政治与经济起源的标志。

而目前西方正面临第三次制度的转型，准确地讲正陷入一种政治与经济的迷失之中。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方从增长型资本主义转向为无增长型资本主义的呢？一般归于利润的下降与投资机会的枯竭。

事实是政府干预，民主的发展已经使西方偏离自由竞争的模式，而民主的无限发展必然导致福利主义，对经济民主与结果平等的追求必然导致平均主义，最后结果就是大家吃大锅饭，这实在是西方文明的悲剧。所以，想再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那么，向前又是什么呢？显然，西方的制度正处于十字路口，面临如何重新选择？历史上，西方是市场经济与市场秩序的发源地，这是其经济发展的根源。

所以，后来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但是由此结果自然是我们看到如果少数人不被允许享有财富，这财富竟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