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进入专题： 宏观经济 。

消费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严重偏低，该占比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仅为33.8%，竟下滑了12.6个百分点。但有的学者以城镇化率=1-农村化率计算（即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全国非农就业人口除以全国总人口来估算城镇化率），得出的结果是，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0%。

有人测算，一个农民工变市民，财政要掏8万元。美国学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估计，上述两个因素的权重分别占75%和25%。二是政府收入增长过快。2010年，辽宁、浙江、河南三省征地补偿费占土地收入的比重，更是分别低到不可想象的10.37%、2.91%和12.99%。总之，城镇化绝不是简单的户籍改革，更不是简单的房地产投资，不是建死城。

城镇化能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面对上述复杂的经济问题，改革从何下手？社会上有各种议论，不少人认为，城镇化是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第三，分析以上实体经济运行中复杂的结构还可以发现，相关结构扭曲的形成动因不仅仅局限于实体经济本身，还有其他的重要原因。但我认为目前创立一种单一货币并不可行。

中国的 GDP 将以一种较为正常的水平（8-10%）增长，部分源于美元和人民币兑欧元汇率的下行。在 1870 年之前，英国是金本位的唯一大国，德国、法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逐渐跟随其后。美元：目前没有直接威胁《博鳌观察》：欧元面临的麻烦让我们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美元的问题，但我觉得有个问题仍然值得一问 ：你如何看待美元的问题以及美元的未来？蒙代尔 ：美元有着逾 250 年的伟大历史，一直比世界上其他任何货币都要稳定。而像中国从空客 (Airbus) 购买更多飞机的交易，确实对欧洲有所帮助，而且是帮助欧洲的最佳方式。

这一问题目前仍然存在，如果不可能将（财政）责任重新放在各个单一国家肩上——从目前看有这种可能——就将需要把财政主权向着一个财政联盟的方向转移。由于人民币和美元挂钩，美元贬值就意味着人民币将对欧元贬值，这有可能会重新恢复一些在欧洲损失的出口，因为中国出口的弹性很大，且受汇率影响。

但亚洲自身也需要有所提防，以免发生欧洲遭遇过的一些问题。我认为亚洲需要深入思考此次危机以及亚洲在危机中的立场。亚洲，第三极？《博鳌观察》：欧洲危机伊始，许多人就提出新兴世界尤其是中国，应向欧洲国家施以援手。他们指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帮助他国与帮助自己同样重要。

但非常不幸，这个想法被否定了。伟大货币的兴衰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应该考虑帮助他人的问题。因为许多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政府已打破了经济平衡，随之所需的全面调整，要求整个欧洲地区对政府支出加以限制。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这种过程，创造出一种 21 世纪的全球货币。起初在极短的时间内，它就将欧元汇率推高了 10%。

因此，英镑来自于第一军事强国、伦敦金融城作为全球金融首都应拥有声望最佳的货币乃题中应有之义。我觉得，亚洲应该建立一个规模差不多 1 万亿美元的此类基金，当亚洲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需要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以欧洲为例，1949 年起就有了北约 (NATO)，而没有北约，就不可能有欧洲货币联盟 (EMU) 和欧盟 (EU)。美联储 (Federal Reserve) 实施了非常积极的政策以应对这场去杠杆化危机，结合这种情况考虑，美元资产较低的利率水平十分难得。而中国目前是贸易顺差，且坐拥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但目前，亚洲做不到这一点，中日之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将亚洲视为北美、欧洲之外的第三极。欧洲的问题部分在于其经济衰退和不景气。

现在，你在欧洲能够听到这样的消息，赤字比预想的还要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国际货币就不得不换成另一种货币，而接下来的主导货币也会出现问题。

2001年，我在香港演讲时谈论了这种货币的优点。你如何看待亚洲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在解决欧洲危机问题上应该发挥的作用？蒙代尔 ：作为一种普遍原则，各国应同时关注国家安全和国家繁荣——用老话说，就是权力与财富。

《博鳌观察》：你认为新一轮量化宽松会引发新一轮的大宗商品繁荣以及通胀吗？蒙代尔 ：我认为，如果量化宽松开始成就一轮新的大宗商品繁荣，美联储将不得不收手。因此，中国首先应该处理好自身在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平衡，然后再考虑如何助人的问题。

在此次大危机中，汇率有一些重大波动，但一直不存在通胀威胁。转型经济体存在很严重的缺陷。我主要担心的是这将对欧洲不利。正如 1979-1987 年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 ? 沃克尔 (Paul Volcker) 所言 ：全球经济需要一种全球货币。

在 19 世纪，体现货币稳定性的顶级品牌是黄金。当美国 1913 年拥有了央行（美联储），美元取代英镑就无法避免。

专访诺奖得主蒙代尔主编贺斌专访。但西方有句谚语自助者天助(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我在过去 40年里一直赞同这种说法。英国曾有过两百年左右的长期稳定，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所取代，当时美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数倍于英国。

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拥有这个汇率稳定区将意义重大。在国际货币领域，人民币是一个新面孔。在浮动数月之后，美元在 1934 年以较高的价格（每盎司 35 美元，而非 20.67 美元）与黄金挂钩。我认为亚洲应该创立一个供亚洲使用的大型货币基金，一个稳定基金。

因此，如果亚洲可以在这方面带头，建立一个大规模的货币基金，然后讨论人民币和日元兑换美元汇率的稳定性（开始时可以通过不那么正式的方式），这样，就有了一个占全球经济 35% 到 40% 的巨大阵营，然后可以和欧洲一起采取行动，稳定这个创造出一种真正全球货币体系的基础。我曾经说过，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是个好消息。

1992 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有一条不纾困条款，但各国可以诉诸于另一条允许相互帮助的条款，这就影响了前一个条款的效力。在 1870 年之前，美国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不把整个大英帝国作为一个统计单位），但直到 1915 年美元才成为了主导货币。

当2012 年 10 月出台量化宽松时，我认为这将令美元贬值，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不辅之以国家安全和防卫安排，共同货币的安排就行不通。